深圳一个神奇的城市！房东月入10万做水电工，白领千元只能租床位

深圳福田区是深圳市的市中心

也是行政中心、CBD、高楼大厦林立

就是在这样一个市中心位置的东南片区

还有一个拥挤破败的城中村隐在其中

在这里城内城外是两个世界

城中村中有人月入十几万

有人为分担房租出租床位

图为被高楼包围的城中村。

这个藏在市中心的城中村名叫岗厦村

是该区唯一的城中村

由于交通便利，配套完善

成为来深圳打拼创业人士必经之地

很多人都有在岗厦租房的经历

图为岗厦村入口牌楼

非常有气势

牌楼外就是林立的高楼

马路对面的高楼据说原先也是岗厦村一部分

后来拆迁重建造就了数十位亿万富翁

可能也是因为拆迁成本太高

岗厦村才得以保留下来

成为深圳城中村中最知名的代表

进入岗厦村内

仿佛就从现代化都市瞬间进入到一个县城市集

各种生活气息扑面而来

图为岗厦村入口，一位父亲骑着共享单车带着刚下课的孩子

虽然岗厦村入口明确

写着共享单车不准入内

厦村的握手楼作者以前也听说过

但进入岗厦村后，却真的被震撼到

人类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是超乎我们想象的

图为岗厦村的握手楼

离得如此近，有住客直接把晾衣杆架在两栋楼之间晒衣服

可即使这样

衣服也只能是阴干

无法晒到阳光。

由于楼距太近，很多楼层都是终年不见阳光

加上租户较多，外墙上都是空调

不断在滴水，地面都是湿漉漉的

一位曾经在这里居住过的人说：10年前他就住在这里，当时去公司应聘，面试的人直接对他说，你是住在岗厦吧，回去换件衣服再来。后来经过室友提醒才知道，他穿的衣服因为是阴干的，有股怪味

虽然岗厦村的住宿环境如此恶劣

但很多人还是义无反顾涌向这里

连这里的房东也不愿意搬离

图中这位老人就在岗厦村中有2栋楼

估计月收租金有十几万

但老人还是住在岗厦村里

居住条件并不比租客好多少

自己还身兼电工、清洁工、房东数职

岗厦村中的公告栏贴的都是各种招租求租信息

一层层覆盖着，图为一位白领模样的年轻人在看租房信息

岗厦村里像他这样的白领还有很多

他们大都在附近的写字楼里上班。

公告栏有很多床位招租的信息

据住在岗厦的人说，有很多刚来深圳的人

因为房租太高，一个几平米小房间每月就要上千元

所以用出租床位这种方式来省一些房租。

你租过床位吗？有什么刻骨铭心的经历不妨讲给我们听听

岗厦村对在深圳打拼的人来说

是又爱又恨，爱的是在这个房价动辄10万一平米的中心区

还能有个相对廉价的栖身之处

恨的是恶劣的住宿环境和自身的无力感

来深圳打拼的每个年轻人对深圳的感情

不是同样又爱又恨吗？

爱深圳的开放与发达

爱深圳充足的资源与工作机会

但是同时又恨着一日一日攀升的房价

一日一日攀升的房租

在一个大城市生活下来本就不容易

而家在哪里？什么时候能够扎根下来

是很多人来了这个城市最大心愿

如果你也同样没找到家

不如加入我们的“大家”——深圳特价租房群

聊聊心事，聊聊在这座城市的所有孤寂

因为这里的朋友能懂你所有的心酸

深圳工地上，日薪200元的建筑工正在老去

近年来，上海、天津、深圳等多个城市先后出台建筑业超龄农民工清退令。清退界限划在60岁或55岁。

“超龄”之后，离开工地该往何处谋生？这些50多岁的建筑工人呈现出同样的迷惘，“走一步看一步”，是他们应付未来的无奈之选。四川人陈金明话里透着凄凉，“能不能活到60岁还是个未知数 ”。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1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2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50岁以上农民工近8000万人，占了总数的27.3%，这一比重自2008年（总规模有统计数据以来）连年上升。

“儿子今年6岁，我都算过了，我要干到70岁，他才能出来找工作。”

傍晚时分，52岁的何太平坐在龙华某个城中村的巷口，他个头不高、略显枯瘦，刚从附近工地上下来，脚上那双浅口胶鞋已被冲洗干净，脚背、小腿黝黑粗糙。

何太平一儿一女，女儿读大学一年级，一年学费、生活费加起来超过3万，妻子带着儿子在老家，每月生活费2000多元。他做一天工能赚到200多块钱。

5月中旬，何太平从广西老家来到深圳，这是他今年找到的第一份工。因为疫情，春节后何太平滞留在家几个月，去年赚到的钱花得所剩无几。

“怎么存钱？你叫我怎么存钱？“

何太平所在的工地，只招收55岁以下的建筑工。有同样要求的工地不在少数，比何太平大几岁的老工友，超龄后已经回到老家，“能做什么？种田，找点零散工，找不到就闲着呗”。

55岁之后如何养家糊口，何太平想不出什么好法子，“心里有什么底，不知道明天早上还能不能醒过来。”

工地上的大半辈子

四川宜宾人陈金明54岁，也在深圳龙华的某个工地上做工，那里的年龄限制宽一点——男性60岁以下，女性55岁以下。谈到60岁之后的出路，陈金明一样地悲观，“现在是走一步算一步，能不能活到60岁还是个未知数。 ”

陈金明住在民治沙元埔村某栋农民房一楼，整个屋子里住了十几个工友，同屋的罗钢和何玉枝是夫妻，年纪与陈金明相差不多，三人没买新农保，未来的养老金得靠自己攒。

同屋的十几个人，今年3月份才来到深圳这个工地。刚来没多久赶上疫情，村里被封了14天，刚解封不久，领导要到工地检查，又停工了五六天，3月份总共也没赚到几个钱。

做一天工赚一天钱，没人敢给自己放假，“基本上每月都会干满，为了钱嘛 ”。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屋里，大家也习惯了，“出门在外，头顶不下雨就行 了”。

“你去工地上那边看看，可怜人多了去了”，何玉枝在门外的水池边洗衣服，揉搓、涮洗、拧水一气呵成，其他工友还排在后面，等着用水龙头。

何玉枝念叨起工地上谋生的艰辛：女人和男人一样，酷暑、刮风、下雨，一样要往脚手架上搬运重物，夏天中暑是常事；同屋的老丁，是陈金明的搭档，40多岁，有恐高症，“没办法，有老有小要养，再高也得上”；为了赚加班费，家庭负担重的人，会一直工作到晚上十一二点。

也因为辛苦，愿意来工地谋生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年轻人吃不了这个苦，除非是实在读不进去书的，不然都进厂、进公司了”，在何玉枝的集体宿舍里，年纪最小的男孩还不到20岁，这属于工地上的极少数，“还是四五十岁的工人最常见”。

陈金明做管道安装，工钱200多元一天，不管一个月实际赚多少，老板都只发3000块的生活费，剩下的年底结算。

“年底能不能拿到手还不一定 ”，何玉枝讲起前几年在佛山做工的遭遇，早上四五点上工，晚上7、8点下工，到了年底，四五万的工钱却要不到手，一直拖到现在。

3000块的生活费，陈金明要给老家寄2000多元，女儿、儿子、儿媳妇、小孙子都在老家生活，孙子身体不好，每月要去看医生。寄回家的钱，1200元是女儿的生活费，她还在读高中。剩下的1000多元，用于家里的电费、水费，燃气费和人情来往。儿子在老家打工，工作换了一份又一份，“赚的钱连养活自己都不够”。

陈金明在工地上干了大半辈子，长期绑着安全绳吊在空中，背几百斤的重物也是常事，经年累月腰椎出了毛病。 来这个工地之前，他在老家待了6、7年，照顾小女儿，做做农活，打点零工。为了养家，妻子去了大城市打工，几年前跟陈金明断了联系。

妻子离开后，他独自操持一家生计，儿子的婚事是他一手操办，彩礼十多万，是从亲戚那里东拼西凑来的。背的债全靠陈金明来还，孙子2岁了，债还没还清。

“这都是命啊 ”，陈金明在凝重的暮色里慨叹。

土里刨食，养家糊口都难

30多年来，何太平一直在工地上打转。他16岁进工地，当时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一天的工钱只有2、3元。

前20多年，他做泥瓦工，这活儿重，经常要搬运成百斤的水泥、沙子，他老了，干不动这个，前几年转做起水电工。水电工赚到的钱少一些，但活要轻松不少。

疫情之后，何太平一年能做个7、8月的工，“自己一天都不想休息，可没办法”。去年他在福建三明一个体育馆项目上做工，结余的工钱，大年初一当天总算打到了他银行卡上，“这样的老板，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是吧？”

在广西老家，一亩地一年的收入大约300元。何太平掰着手指算起来账——水稻一斤能卖一块二或一块三，一亩地产800斤，能卖1000块钱左右，扣除种子、肥料，请农用机械翻地，收割机收割的费用，最后能剩下二三百算不错了，农业补贴发到自己手上，也就100块出头。

种荔枝也是个生计，不过价格一年高一年低，去年荔枝一斤才8毛钱，请人摘荔枝每人一天200块，摘100斤出来，刨掉成本也剩不下几个钱。也有人在家搞养殖场，这个投入成本大，何太平没有这个本钱，况且这行业风险也高，“行情、天灾，传染病，都能让你亏死”。

广西老家也有小工厂、养殖场，工人每月工资一两千，“在家一个月能挣3000块，我就不出来了”，何太平的同乡老区说。

罗钢、何玉枝夫妻俩是重庆人，做建筑工之前，他们在本地砖厂打工，每月工资也是一两千块。四川、重庆多山地，在罗钢、陈金明的老家，每个人只有几分地，一年下来的收入更低，种菜的话，菜价也贱，“四季豆一斤几毛钱，哪像深圳，一斤能卖好几块”。

夫妻俩有两女一男三个孩子，最小的儿子还在读书，学费、生活费一年也得两万多，罗钢父母80多岁了，几个儿女都在外打工，老父亲去年生了一场病，到现在还不能下地走路，全靠老母亲照应。

老家人情往来多，孩子周岁、老人做寿、红白喜事都要出礼金。春节回到家里，走走亲戚，给老人一笔养老钱，再给孩子交了学费，夫妻俩辛苦一年，剩下的两三万被掏得干干净净，“只能继续出来打工”。

在陈金明老家，土地被成片地承包了出去，一亩地一年能收到的承包款只有两三百块。去年在村里，有个承包土地的老板，雇了村民帮忙收割水稻和油菜， 陈金明也去了，干完了老板不发工钱，陈金明跟其他人一块去讨债，村长明里暗里帮着老板说话，到现在大家的工钱也没拿到手。

“国家用了很多资源扶持农民，但是在老家，很多事情就是把你当做叫花子一样 ”。

“没钱的人，哪里讨得到老婆”

坐在出租屋的小板凳上，何太平打开手机查看自己的微信步数，“今天走了16583步”，最多的一天他走过3万多步。建筑工在前面建，水电工跟在后面装水电，早上7点半出工，下午5点钟收工，一天楼上楼下地跑，爬梯子，装线路，一样是出苦力的活。

正对出租屋大门的简易餐桌，以及何太平坐的小板凳，是几个工友用薄三合板自制的。城中村的这间两房一厅，住了何太平和其他5名工友，6人也是房东规定的人数极限。

房子里空空荡荡，除了床、自制餐桌、板凳，再无其他家具，也看不到一个行李箱，双层床的上铺悉数被拆了下来，平铺在地板上，床板上只铺张凉席，除了随身衣物，这群人再无行李。

“在外面漂来漂去，什么时候都是临时的 ”。

这些年，何太平跑遍了南方的工地，一个工程做完了，下一个活还得去找。有时候坐着火车过去了，工地已经不需要人手了，他在城市里停留三五天，找不到新的工地，只能拎着行李卷再回老家，“最短的一次，就是当天来回 ”。

屋子里6个人都来自广西檀圩镇，镇子距离中越边境线不到200公里。三个男人姓何，与最年轻的小彭来自同一个村子，另外两个人姓区，是同宗叔侄，来自隔壁村。

老区今年50岁，到现在还没结过婚。这间出租屋里，娶妻的只有何太平与一位40多岁的工友。 何太平和妻子没有结婚证，20多年前，他去越南花了3000元，找了现在的妻子，妻子跟他生下一儿一女，到现在还没办下户口。

“肯定想结婚啊，我现在这么老了，怎么找，也找不到嘛 。”提起找老婆，老区很是无奈。

小区30多岁了，也还没有对象。以前找老婆不容易，现在更不容易，几个男人聊起这个，话稠密起来，八九十年代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当地很多女婴没能活下来，“有些家里生了女孩，直接丢在路边”，到了现在，成年男女比例出现失衡。老家的女性变少了，她们也更希望嫁到发达地区，“我们这些没钱的人，哪里娶得到老婆”。

出租屋里，年纪最小的小彭，也有30岁了，他在后厨干过好多年，觉得厨师没前途，“找不到女朋友，有什么前途，现在没有妹子做服务员，都去夜场、KTV了。”

到工地做水电工，小彭还是找不到恋爱的机会，工地也有单身女性，但那是“在项目部坐办公室的”，他自认与她们不属于一个世界。做体力活的女建筑工，无论年纪多大，身边都有丈夫或男友。

对于孤身在外的建筑工人来说，性也是一个问题。老陆是龙华某个工地上的建筑工人，他接近60岁，湖南口音浓重，听普通话也相当吃力。

夜晚，我和老陆坐在城中村的水泥板上，聊起他的打工经历。整个对话过程老陆显得心猿意马，他招呼着经过的每一条宠物狗，没狗的时候，则心不在焉地打量着城中村的楼房、人群和天空。中间老陆问过我一个问题，“附近有可以玩儿的地方吗”，我给他推荐了最近的公园和海滩。

尽管刚认识时我出示了工作证，也讲明了与他聊天的意图。在我们分别之际，老陆还是问出了一个令我吃惊的问题，“你有小姐吗？ ”

携家带口的建筑工人们，则在漂泊中，尽力拼凑着家庭生活的模样。

何玉枝同住的十几个工友当中，有三对夫妻，考虑到男女混住，所有床铺边都挂上了布帘。说不清是由于空间拥挤，还是小家庭的存在，屋子里多了些市井的琐碎与暖意。

对何玉枝来说，这样的居住条件算不了什么。还有些工人，把一两岁的孩子带了出来，一家三口也只能挤在一张床铺上。

晚上8点，何玉枝做好了三菜一汤，餐桌是床铺边的一张小折叠桌。在夫妻俩的邀请下，我和陈金明蹭上了这顿晚饭。

房间内侧，晚归的工友在电磁炉上炒菜，空气里飘荡着炝锅的香味儿，家常而轻松的气息弥漫在整间屋子里。

罗钢从床下的盒子里拿出一瓶白酒，倒满了一次性水杯，他手臂酸痛，喝口酒能舒服一些。就着手里的饭菜和小酒，罗钢、何玉枝、陈金明用四川话聊着闲天。

再过两个小时，他们会关灯睡觉，第二天早上7点大家要赶到工地。在他们辛劳、繁重、飘摇的大半生里，这是难得的休憩时刻。

备注：何太平、陈金明、罗钢、何玉枝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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